我们的记忆淡了，在时间之河。幸好，徽州人是聪明的，他们知道言谈举止的短暂与虚无，所以他们宁愿相信纸砚和笔墨，用他们琐碎到事无巨细的文字记录下历史的真实风貌。

　　这就是1950年代发现时轰动学术界的“徽州文书”，它们差点就进了废纸厂化成纸浆，现在却身价百倍，被珍藏在安徽省图书馆、安徽省博物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北京图书馆、中国历史博物馆等近30家国内收藏机构的研究室里。

　　从这些留存了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家谱、书信、契据、案卷、账簿和状纸中，我们似乎又看到了静谧中的林涛、竹影、鸟鸣、风动，即使是吵闹声中的各种诉讼也适合于一颗善于发现问题的心灵去感悟、摩挲、侧耳聆听。

　　诉状反映地域性格：好讼

　　在已经发现的不下25万件徽州文书中，诉讼的状纸和判决书占了相当大的比例，这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却没有引起学界相应重视的有趣现象。

　　这件事从正反两方面来看徽州人的地域性格似乎都说得通。从正面来看，徽州人的法律维权意识非常强烈，对于私人的疆域界限有着一种天生的敏感，凡是对他们构成侵权嫌疑的，他们首先想到的就是请讼师来帮忙打官司，以维护自己的权益；倘若从反面来看，从这些诉状中也可以看出，徽州人的心胸恐怕并不如我们想像的那么大，他们锱铢必较，在日常生活中也往往以一种纯商家的视野来审视问题，有时不免多了一些刻薄和冷漠，少了一些宽厚和人情世故。

　　走在现在安徽黄山和江西婺源（婺源和绩溪、休宁、歙县、黟县、祁门并称为徽州的“一府六邑”，解放后被划入江西省境内）的某些尚未被改造的古镇中，寻访一下徽式民居的陈韵旧尘，你也许就会在一块不起眼的长条方砖上发现“某某姓墙并脚”之类的字眼，这些铭刻都是为了表明哪里是他们自己的地盘，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徽州人固有的那种心态。但这恰恰是一个商人必须具备的禀赋，要没有这种性格在支撑，恐怕也就不会那么热衷于签署各种名目繁多的契约，为世人留下如此浩繁的文书史料了。

　　不过在当时，这种性格确实也让这个“契约社会”中的徽州人自己深受其累。为了芝麻绿豆点的小事，他们不惜血本，硬是要让官府断个青红皂白。更有甚者，有好事之徒实在闲着没事可干，居然模仿耗子的口吻，向阎王状告人类的好朋友猫咪，还振振有词，说官府征收的槽粮中既然事先已经预先考虑到了“鼠耗三升”，那么这些多征收的粮食成为老鼠腹中的口粮当然是合法的。老鼠属于“三无人员”，没有固定收入、不靠人类豢养，靠一点残羹冷炙果腹充饥，实在是可怜兮兮。而猫咪居然无故捕杀鼠类，逼得它们无路可退，只好来告官。

　　倘若这份状纸真的曾经正儿八经地送呈主事之人，那实属无理取闹的大胆刁民了。从这个小小的案例也可以看出，徽州人沉迷于告状和斗嘴皮子，可一点都不比他们对于经商的热情来得差。早在南宋时期，徽州理学的一代宗师朱熹就对乡里乡亲三天两头对簿公堂深表遗憾，为了约束日益泛滥的诉讼官司，他写了一篇《约束榜》，对于哪些情况下民众不能轻易告官，要耐心等候，否则可能有判罪牢狱之灾有着详细的规定，原因是显然的，徽州民众打官司热情如果不控制一下，大概就要“决堤”了，这已经极大地影响了官府的工作效率，也使徽州人的名声在外省市越来越引起反感。

　　这份《约束榜》在朱熹在世之时或者南宋后期大概还起过一点作用，但经过兵荒马乱的蒙古帝国，这个地方官员的“威逼利诱”早就给徽州人抛在九霄云外。明清时代，靠着勤劳和诚信，徽州人做小买卖做出了名堂，江南一带，大批徽商云集于此，霸占了当地人的市场，引起各种民事纠纷也是意料之中的事。在扬州，徽州商人的日子可不好过，有的人家居然一年到头都在打官司，后来实在是身心俱疲，连春联，都要把勿打官司写进去，以使自己来年不要再碰上这种倒霉事。

　　由于诉讼太多，就在客观上滋养了一批“寄生虫”，他们是讼师，很懂得如何运用他们的那么一点点权力，来为自己谋取利益。《名公书判清明集》中有一条“事事把持欺公冒法”历陈讼师弄权的种种弊端：“把持人操持讼柄，使讼者欲去不得去，欲休不得休。有钱则弄之股掌之间，无钱则挥之门墙之外。事一入手，量其家之所有而破用，必使至于坏尽而后已。”完全可以用来表述徽州讼师的恶形恶状。

　　典妻与休夫

　　徽州历史上树立起来的那么多贞节牌坊让卫道士肃然起敬，也使新文化运动的热血青年深恶痛绝。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王振中先生通过研究徽州文书发现，一个女人要成为节妇，也不是那么简单的事。首先摆在穷苦节妇面前的就是成本太高的现实问题，光给负责申报材料的那些官员所需打点的银两，就要在55两左右（不包括兴建牌坊所需的费用），布政司、学司、县府衙门的各级官员都要招呼到了，哪个环节出了问题都可能使前面的努力付之东流。

　　并不是你愿意守节，你就能得座牌坊，恰恰相反，如果你有钱能使鬼推磨，即使不是贞节烈妇，得座牌坊给自己树碑立传也不是不可能的事。这一事实的发现彻底颠覆了我们对于礼教发源地的固有印象，使我们有必要重新反思这个节妇根据地的真实性。它是否根本就是一种叙事，一段为儒家宣传教化的需要而被刻意夸大的传奇？

　　如果我们再深入地研究这些徽州文书，就不难发现，很多女性虽然下了立志守节、终身不嫁的决心，可惜她的夫家可养不起这么个大活人。倘若这个女子没有生下一儿半女，家境偏巧又比较拮据的，大半是要被夫家找个理由给卖掉或租掉，名之为“典妻”。学者吕澄认为，中国古代一直存在着一个吃人的潜流，以此来看典妻民俗，指责它不人道，对女性的身心造成了巨大的摧残，就不免有点小巫见大巫之感。与那些相对停留在口头教育和意识形态层面上的守节现象相比，典妻就要现实得多。

　　守节一般都是富贵人家和儒家的精英知识分子才会想的事，对于家徒四壁、连饭都吃不饱，或者那些商业头脑过于发达的男性来说，并不具有法律效力（特别是在外族统治而儒学相对衰弱的金元时期更是如此）。

　　徽州文书中关于典妻的档案为这段不光彩的历史写下了生动的注脚：典妻合同都是双方男子做主，典价也由双方男子共同商定，作为女性，只是一个陪衬，她不从也得从，所谓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嫁了负心郎也只得自认倒霉。既然妻子可以是一种买卖的对象，是一种商品，那么她在特定情况下就不成其为人，不复有人的尊严和人的价值观念，她当然也是可以吃的，一旦到了权力体系崩溃的战乱年代，或者在饥荒爆发时期，这种吃人现象就屡禁不绝（而典妻的风俗也恰恰是一直被官方明令禁止的行为）。

　　在古代，女性一直处于弱势，但也不可一概而论。徽州文书中记载，歙县南乡有位韩氏，此女大胆豪放，因为丈夫性功能不健全，床笫寂寞，一怒之下写了一份状纸告上法庭，要求休夫，言辞之间颇有哀怨：“夫类寺人，难向阳台索梦；妾非石女，孰向桃津问渡。肠断心惊，时切云霓之望；花羞月愧，不沾雨露之恩。”

　　这种事关男欢女爱颠鸾倒凤之事的案子官府也是第一次碰到，一开始肯定是手忙脚乱不知所措的吧？不过这位大老爷还算比较宽宏大量，在将此类“淫妇”冷嘲热讽一番掩人耳目之后，还是网开一面，判令韩氏与原配离婚，自行改嫁他人。

　　还有一位绩溪的吴氏就没有这么好运道了。她丈夫在外面专做一些鸡鸣狗盗的事，手脚不怎么干净，犯案的手段又不甚高明，常常被失主找上门，男方一走了之倒也罢了，却苦了这位妇道人家，给人家陪不是，赔偿损失，搞得鸡犬不宁。最后这位吴氏忍无可忍，一纸状书要求离婚。官府调查后发现，吴氏其实是二嫁，出身也不好，官司先输了三分，又被丈夫反告她与某某关系密切，疑有红杏出墙的嫌疑，并以此为借口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不晓得她之后的人生道路是在怎样的苦难中度过。

　　徽学研究：一扇窗户早已打开，但……

　　从故纸堆中抢救下来的徽州文书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民风民俗，对于研究宋以后徽州及相关地区的社会实态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徽州文书已知最早的是北京图书馆收藏《南宋嘉定八年祁门县吴拱卖山地契》，南宋嘉定八年即公元1215年，距今有近790年的历史。但根据已故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周绍泉先生的考证，该契约是一件抄白而非原件，属于原件的徽州文书目前已知年代最早的当为中国社科院历史所收藏《淳祐二年休宁李思聪等卖田、山赤契》，淳祐二年即公元1242年，距今也有760多年的历史。

　　徽州文书记载了700多年历史中存在的许多家长里短、鸡毛蒜皮之事，为历史学者拨开英雄史观和官方文献的迷雾，洞察到历史细微的肌理提供了极大的便利，被誉为20世纪继甲骨文、汉晋简帛、敦煌文书、明清档案等发现之后中国历史文化上的第五大发现。

　　这些徽州文书的发现催生了一门新学科的诞生：“徽学”。1993年全国首届徽学学术讨论会召开后，徽学在海内外的热度迅速升温，但现在的徽学研究也还存在着一些问题。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博士朱旭强指出，徽州文书存世量太大，保存又过于分散，给非徽学专业研究工作者带来了一定的困难。

　　除了《（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明代徽州方氏亲友手札七百通考释》、《田藏契约文书粹编》、《明清徽州社会经济资料丛编》等少数几部印数极少的徽州文书汇编本公开出版外，没有一个比较通行的本子，肯定会给学科之间的交流和合作造成障碍。此类书售价过于昂贵也是一个令人头疼的问题。今年1月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徽州文书》（刘伯山主编，共十卷）总售价居然高达11800元，每一册1180元，使一般的爱好者望而却步。

　　王振中教授则认为徽学研究的侧重点还有所偏废，还存在着诸多可以拓荒的新视野：“有关土地关系与财产文书、服役文书和商业文书等三类文书历来为学界所瞩目，这三类文书也是诸多收藏单位藏品中的重头，相关的研究也已硕果累累，而有关民诉、文化方面的文书似乎还没有引起充分的重视。”

　　尽管还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缺憾，但总体而言，徽州文书的发现和整理打开了一扇美妙绝伦的窗户。它使我们有机会重新回味那些早已离我们远去的田园、风俗和典章制度，那是血脉中的记忆，永远萦绕不去的怀念，值得我们用心去保护和珍惜。

　　那些徽州的人与物，那些文书上一板一眼书写着的契约、祖谱、阄书、方志、抄契簿和那些古桥、碑铭、断墙和残瓦一样，都在默默诉说着我们的祖先所经历过的风风雨雨，真实地还原历史的原貌，使我们有可能探寻他们成功的辉煌和衰落的无奈，去追索徽州乃至整个中华民族的发展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