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汉学逐渐成为一门显学一样，传教士也成为了中西方学术界研究的重点，这一点显然是由其角色的特殊性而决定的。北京外国语大学海外汉学研究中心主任张哲平将西方汉学分为三个时期，即游记汉学时期、传教士汉学时期和专业汉学时期。其中，《马可波罗游记》是西方游记汉学时期的主要代表著作，著名传教士利马窦的《中国札记》是传教士汉学时期的主要代表，1814年12月法国的法兰西学院开始设汉学教授的位置，汉学家雷慕萨的《汉学启蒙》成为代表性著作。

　　在张西平看来，传教士汉学实际上是西方汉学的奠基石，作为一种对东方文化的介绍和研究，传教士汉学深刻影响了欧洲思想史，同样，他对中国的学术和思想的影响也大大超过了“游记汉学”和“专业汉学”，从晚明到整个清代中国的思想和文化变迁的一个重要外因就是入华的传教士的活动。

　　尽管如此，在中国学术界，入华传教士在中西方文化交流中所起的作用还是被低估了。例如，直到今天中国学者也很难说清楚伏尔泰、莱布尼茨的中国观，因为他们理解中国儒家的基础是比利时来华传教士柏应理的《中国哲学家孔子》一书，但直到今天能够真正读懂这本拉丁文著作的中国学者仍屈指可数。另一个例子是，普遍认为中国的第一部汉语语法书是1898年由马建忠所写，但事实上，早在1703年西班牙传教士万济国就用拉丁文在广州刻出了《华语官话艺术》。

　　美国著名汉学家费正清就盛赞入华的传教士在中西方文化交流中扮演着“核心的角色”，因为入华的传教士实际上是站在一个双行道上，“他们在向西方传递中国形象的同时也塑造了中国人对外部世界的观点”。事实上，正如张西平所说，不了解传教士实际上就弄不清他们向西方所介绍的中国的形象，我们需要重新认识传教士。

　　除了传教士的价值需要重新评估，中国学界对汉学的重要性也需要经过一轮新的评估。事实是，在世界的汉学论坛上，已经很少有中国的声音和中文的发言，有与会者感叹，现在中外学者谈论汉学，不是说巴黎如何，就是说日本如何，没有提到中国的。清华大学教授葛兆光曾说，“仿佛中国是个缺席者，空出来的那个座位上总有异邦人在李代桃僵地对理论家进行‘中国的叙述’，而中国学者却总是心有不甘却满脸无奈地看着这只空缺的座位。”显然，汉学的中心需要回到中国，需要由中国人来进行“中国的叙述”，这才是最为关键的。